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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起外汇违规案例曝光 个别企业被处罚逾1100万元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了24起外汇违规案例，涉事主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案件类型则主要存在逃汇、内保外贷、转口贸易等虚假、欺骗性交易行为。

国家外汇管理局称，2018年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加强外汇市场监管，依法严厉查处各类外汇违法违规流出和流入行为，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稳健运行，切实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在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的这些案件中，多个企业均因虚构转口贸易背景，使用其他公司已经提货的海运提单或者虚假提单对外付汇，个别企业因此受处罚金额超万亿元。如通报的案件中的第一例案件，即2015年1月份至2016年1月份，天津滨海海通物流有限公司虚构转口贸易背景，使用其他公司已经提货的海运提单，对外付汇4651.8万美元。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构成逃汇行为，严重扰乱外汇市场秩序，金额巨大，性质恶劣。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1105万元人民币。

在企业方面，除了资金汇出方面存在违规行为之外，在汇入方面也同样存在违规行为。如2015年6月份，天津浩华民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虚构出口贸易背景，以“预收货款”名义汇入200万美元，构成外汇违规汇入行为。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处以罚款20万元人民币。

除企业之外，多个银行被国家外汇管理局点名。而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内保外贷、结汇和转口贸易等方面。如2013年12月份至2016年1月份期间，中国工商银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在办理内保外贷签约及履约购付汇时，在存在贷款使用报文内容无法辨认、展期意向函未体现担保项下资金使用情况、履约金额大于贷款金额等明显问题的情况下，未按规定对担保项下资金用途、资金使用情况及相关交易背景进行尽职审核和调查。该行上述行为违反《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第十二条及第二十八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没收违法所得67万元人民币，并处罚款120万元人民币。

另外，在个人方面，也存在多个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利用本人及他人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资金拆分实现转移。甚至通过地下钱庄将资金实现换汇。

在化险过程中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访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农金访谈

本报记者王丽娟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央地协同合力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背景是什么，传递出哪些信号？明年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尤其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主要任务有哪些？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对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进行了专访。

后续处置化险难度大挑战多中国经济时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工作时提出“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这一要求的背景是什么，传递出哪些信号？

董希淼：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点内容之一。2024年9月份以来，中央已经出台大规模化债方案，地方债务风险正在逐步化解之中。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点领域聚焦于房地产领域和中小金融机构，这也是明年金融管理部门的重点工作。

近年来，我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协同治理，有序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在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方面，有序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快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辽宁、海南等地组建省级农商银行，广西、山西等地组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落实“五大监管”，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稳健发展。与此同时，公布《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等，金融法治建设不断加强。

虽然近年来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占比明显下降，但剩下来的基本上是“硬骨头”，后续处置化险的难度更大，挑战更多。我国金融市场处于发展之中，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和风险承受能力有待提高。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更加重视并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在改革化险过程中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改革化险重点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明年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尤其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主要任务有哪些？

董希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任务仍然较重，挑战仍然很多。应采取更加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快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农村信用社改革是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重点。应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坚持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原则，兼顾促进发展和防范风险双重目标，探索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的新机制、新模式。如组建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或省级农商银行，适当组建市级农商银行，跨地市进行农信机构整合。在改革化险过程中，不同地方改革的重点和次序应有所不同，也可以实施“分步走”策略。

加快推进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也是重点任务。对规模较小的村镇银行，由主发起行吸收并改为分支机构，或适当增持股份，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是现实选择；对部分经营不善的村镇银行，可以直接解散退出。在形式上，未来还可以进行更多的探索，如跨县市合并重组村镇银行，实现“多县一行”。

此外，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尽管数量不多，但其显性和隐性的风险不容小觑，也需要加快风险处置。

中国经济时报：不良资产稳妥处置是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重要方面，在您看来，不良资产化解风险的路径主要有哪些？

董希淼：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历史包袱重，但不良资产处置方式较少，手段单一。中小金融机构应采取更多差别化的措施，多措并举，综合运用现金清收、自主核销、不良资产转让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大不良资产处理力度，提高不良资产处理速度。应放宽政策限制，鼓励更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创新处置的方法和手段，提高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供给能力。同时，应将更多中小金融机构纳入不良资产转让试点。地方政府要优化区域金融环境，并拿出更多“真金白银”，在税收减免、债务重组等方面有力支持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清收处置。

优化中小银行发展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近年来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您对这项工作未来的持续推进有哪些思考与建议？

董希淼：目前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的主要手段是重组合并、处置不良，但更重要的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优化发展环境，推动中小金融机构稳健发展。这是治本之策。从银行业而言，应着力培养一批“专精特新”中小银行，着力改变中小银行多而不强的现状。

一是重视中小银行作用，准确定位中小银行。中小银行不仅是大型金融机构的补充，发展中小银行机构、增加金融供给主体，服务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助于填补大型金融机构难以顾及的市场，从而改善金融服务不充分、不均衡等状况。要采取措施防范大型银行非市场化过度下沉给中小银行带来的“挤出效应”，推动中小银行真正成为多层次、广覆盖银行机构体系的重要部分。

二是持续优化中小银行的政策与监管环境。一方面，要逐业逐行逐单位强化金融监管，惩治金融乱象和腐败行为，大力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一方面，要对中小银行实施真正的差异化监管。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同时，放宽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我国应加快优化差异化监管措施，支持中小银行发挥市场化的机制优势，稳步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

三是提升中小银行资本和科技能力，夯实发展基础。资本补充是增强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手段，应支持中小银行加快建立资本补充长效机制，多渠道补充各级资本。应以《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为指引，支持中小银行在省会城市等设立研发中心，引入专业人才，用好金融科技。可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有实力的全国性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向中小银行输出先进的科技力量。

“百亿级”转让频上架，银行四季度不良处置按下“加速键”| 大鱼财经

进入10月份以来，银行业不良处置按下“加速键”。近日，渤海银行发布公告表示，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债权总额近700亿元的信贷资产，并寻求股东大会的批准授权。与此同时，广州农商行也于10月9日公告表示，拟转让合计约189.28亿元的信贷资产包。

事实上，不仅上述两家银行，今年以来其他中小银行也陆续加入大额债权处置行列，“百亿级”债权包频现。业内认为，资产部门赶在年底前加速处置不良资产，旨在减轻不良率和争取收回部分利润，甩包袱备战明年“开门红”。此外，银行个人信用卡不良贷款转让节奏明显加快，且普遍以低折扣成交。当前，如何尽快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进一步压降不良资产，是摆在银行业面前的一个课题。

年末多家银行冲刺处置不良资产，储备明年开门红

四季度伊始，两家港股上市银行率先启动“百亿减负行动”。

渤海银行10月10日公告表示，这笔拟转让资产为金额总计约698亿元的债权，包括本金为499.37亿元、利息金额总计104.36亿元、罚息金额93.34亿元、代垫司法费用金额1.26亿元。该行称，此次转让可将多年历史积存的经济资本占用较高、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一次出清，预期将大幅改善资产质量、优化资产结构，同时节省风险资产占用、提高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利用率，进而增强盈利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提升综合竞争力以支撑可持续发展。

无独有偶，10月9日，广州农商行公告称，董事会已批准一项“潜在非常重大出售事项”，拟转让合计约189.28亿元的信贷资产包。从资产构成来看，该资产包截至今年6月末的本金规模为149.78亿元、利息38.97亿元，另含代垫司法费用0.51亿元与违约金0.02亿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资产未经审计账面价值约为121.32亿元。

这不是两家银行首次挂牌转让大额债权资产。2024年11月，渤海银行完成一笔债权转让，本金、利息、罚息等债权金额合计约289.65亿元；2024年11月，广州农商银行挂牌转让债权金额合计约145.92亿元。

银登中心数据显示，进入四季度以来，已有近10家银行发布了不良贷款转让公告，包含国有大行、股份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其中，邮储银行山东分行9日发布个人消费及经营性贷款转让公告，未偿本息合计约2.38亿元，包含未偿本金2.07亿元、利息3062.9万元，涉及1577户借款人。10月11日，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公告转让个人消费贷款不良资产包，未偿本息合计约1.12亿元，包含未偿本金9517.64万元、利息1648.6万元。

对于此类资产转让，多家银行均表示，所出售的资产多为经济资本占用较高、流动性较差的资产。专家认为，银行债权集中转让近年已较为普遍，接盘方多为地方国企或金控集团。对商业银行而言，不良资产收回难度较大，成功转让后可以带来现金收入，最重要的是减轻银行资产质量包袱，减少资本占用，为银行稳健持续发展、支持实体经济提供有效动能。

此外，有专家提醒，之所以近期大额不良资产转让频现，主要是四季度银行业务一般比较清淡，对公部门都在储备明年开门红业务。资产部门则赶在年底前加速处置不良资产，减轻不良率和争取收回部分利润。

信用卡、消费贷不良压力持续加大，“发卡竞赛”是重要诱因

当“百亿级”大额资产包转让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时，个人消费贷、信用卡透支、个人经营性贷款等小额批量转让也已成常态。

近日，平安银行对2025年第54期信用卡透支个人不良贷款进行转让，此次转让项目共涉及3488笔贷款，未偿本金总额达5289.44万元，未偿利息达689.53万元，本息合计接近5979万元，此外还包含信用卡年费、刷卡手续费、取现手续费、诉讼费、公告费等相关费用超过231万元。这批贷款整体风险水平较高，所有贷款的五级分类均为“损失”级别，借款人的加权平均逾期天数长达791.5天，同样长期处于违约状态。

2025年以来，银行个人信用卡不良贷款转让节奏明显加快，百亿元以上规模的转让项目频现，且普遍以低折扣成交。银登中心前期发布的《2025年一季度不良贷款转让业务统计》显示，2025年一季度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成交规模达370.4亿元，较去年同期的43亿元增长7倍有余；其中，信用卡透支不良贷款转让规模为51.9亿元。

进入2025年二季度，信用卡不良资产处置规模增加，仅5月份就有两家股份银行接连发布多期个人不良贷款（信用卡透支）转让项目公告，其中，信用卡透支转让项目规模均超过百亿元。

事实上，近年来，个贷不良资产转让市场正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壮大。2021年初，原银保监会出台《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银保监办便函〔2021〕26号），开启了批量转让个贷不良贷款和单户转让对公不良贷款试点通道。

根据东方金诚的研究统计，自试点开启以来至2024年末，银登中心累计挂牌个贷不良资产包1314个，未偿本息合计3481.03亿元。2021年—2024年挂牌数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42.53%，未偿本金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93.03%，未偿本息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9.99%，市场规模快速扩大。

从成交的贷款类型构成来看，2024年经营类贷款、消费类贷款、信用卡透支分别占比15.08%、55.42%、29.49%。趋势上，试点初期以经营类贷款为主，随着消费金融公司纳入试点范围，信用卡透支、消费类贷款规模逐渐占据优势。

对于当前信用卡不良贷款密集挂牌转让的现象，有业内人士指出，此前银行业“发卡竞赛”导致客户质量良莠不齐，而信用卡作为无抵押贷款，其催收高度依赖司法程序，回收效率难以匹配高风险客户的实际价值，多重因素叠加下，最终导致了高频次、大力度的不良贷款转让。

专家表示，除批量转让外，商业银行应积极探索多元化路径以提升不良资产回收效率，包括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开展债务重组、借助AI技术赋能催收、建立“催诉调一体化”合作处置机制，以及尝试不良资产跨境转让等，通过多维度举措进一步拓宽处置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风险控制缺失是不少中小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重要原因。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日前指出，中小银行要采取更多差别化措施，综合运用现金清收、自主核销、不良资产转让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进一步加大不良资产处理力度，提高处置速度；同时，应放宽政策限制，鼓励更多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创新处置的方法和手段，提高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供给能力。

银行员工信用卡套现要开除！但是，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

银行员工信用卡套现要开除！

但是，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

“信用卡套现”这一灰色产业链中，很多银行员工的基层员工，深陷其中，他们角色尤为特殊:

他们既是金融规则的执行者，又是违规套现的参与者。

1. 银行员工对信用卡套现的“痴迷”，首先源于行业内部的高压考核机制。

多家银行对信用卡发卡量、交易量，有严格考核指标，部分银行员工每开一张信用卡即可获得奖励（从50元到80元不等）。

而业务完成量和比例，直接与基层员工的工资收入挂钩。

这种“跑马圈地”的竞争模式下，员工为完成任务，可能放松对申请人资质的审核，甚至主动参与套现在以冲高交易流水应对考核。

更深层的原因是，信用卡业务开卡任务数字，已成为银行重要的中间收入来源（如手续费、分期利息），员工背负的不仅是个人业绩，更是银行利润增长的压力。

例如，某股份制银行2024年，信用卡分期手续费收入同比上涨17%，而同期不良率却攀升至2.35%，这种矛盾，折射出银行对信用卡业务的高度依赖与风险控制的失衡。

当银行将信用卡业务异化为“数字游戏”，员工的行为，必然向短期利益倾斜。套现成为完成KPI的“捷径”，但透支的却是银行的长期信用风险。

2. 银行基层员工的收入结构，存在显著矛盾。

尽管银行整体盈利丰厚，但客户经理、柜员等基层岗位的实际到手工资普遍偏低，且与业绩指标强绑定。

例如，某银行客户经理完成指标后的月薪可能不足万元，但若未达标则面临绩效扣减，可能到手只有两三千元。

这种收入困境，迫使部分员工通过套现赚取手续费差价（通常为0.5%-0.6%），甚至与外部中介合作，形成“利益链”。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员工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可通过POS机跳码、虚假交易等方式降低套现成本。

例如，某案例中，银行员工通过50余台POS机套现700余万元，单月利润可达数万元，远超其正常工资。

当合法收入无法满足生活需求，“灰色副业”便成为理性选择。这暴露了银行业薪资分配的结构性问题。

前台业务的“狼性考核”，与中后台的“稳定高薪”形成割裂。

3. 信用卡最长56天的免息期，本是为刺激消费设计的金融工具，却成为套现的“套利窗口”。

银行员工深谙此规则，通过时间差策略将套现资金用于短期投资（如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甚至为企业主提供“过桥资金”服务。例如，套现20万元投资50天期理财，可无风险获利约2000元，而成本仅为100-150元手续费。

更隐蔽的是，员工利用银行信用额度叠加规则，通过在不同银行申办多张信用卡，将总授信放大至数百万。

这种危险的“杠杆游戏”，在资金链紧张时极易引发连锁违约，但短期内却能创造可观的“账面收益”。

免息期，本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却被异化为套利工具。这反映出银行在风险定价机制上的缺陷，对资金真实用途的监控能力不足，过度依赖事后惩戒。

4. 尽管信用卡套现涉嫌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者可判5年有期徒刑），但银行员工仍前赴后继参与其中，根源在于违法成本与收益的失衡：

技术隐蔽性：通过跳码POS机、扫码支付等新型手段，套现行为更难被传统风控系统识别；

内部监管漏洞：银行对员工异常行为的监测存在盲区，如跨部门信息未共享、动态行为追踪不足；

司法执行差异：部分地区对套现的执法力度较弱，形成“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

典型案例显示，某银行员工套现230万元，用于建房、装修，仅受到行政处分；

而另一案例中，员工因套现700万元被判处非法经营罪。

这种“同罪不同罚”的现象，进一步模糊了员工的风险认知。

违法行为的普遍化，本质是制度威慑力不足的体现。当违规收益远高于潜在惩罚时，理性个体会选择冒险。

未来，如何打破“套现依赖症”？

1 ，重构考核机制：将银行信用卡业务的KPI从“发卡量”“交易额”转向“风险调整后收益”，降低短期业绩压力；

2 ，强化技术监控：整合工商、税务、第三方支付数据，建立员工行为动态评分模型（如消费与收入匹配度、POS机交易规律）；

3 ，提高违法成本：推动司法实践中统一量刑标准，对银行内部合谋套现加重处罚；

4 ，优化收入结构：增加基层员工固定薪酬比例，减少对手续费收入的依赖性。

信用卡套现，绝非个别员工的道德失范，而是银行业“业务规模至上”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

唯有从机制层面切断利益链条，才能根治这一金融毒瘤。